摘要:厄韦特说:“我并不相信摄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可以展现世界的变化。”吕布则以法国人的哲理作为归结:“选择或选择的自由只是一种存在的关注。但是对于摄影家来说,这需要一生的投入。”

厄韦特和吕布,2008,弗兰克·多兰摄

艾略特·厄韦特(Elliott Erwitt的知名,在于其辛辣的语言和对荒谬的发现目光,从而成为“非决定性瞬间”的大师级人物。而刚刚去世的马克·吕布(Marc Riboud,则以其全球的漫游和旅行出名,镜头中从越战的硝烟到霍梅尼统治下伊朗的日常生活无所不包,尤其是对中国变化的记录长达50多年。作为老朋友和马格南图片社的长期合作者,他们曾于2010年在伦敦的一家艺术中心相遇,那里正在准备厄韦特的一个摄影回顾展。《光圈》杂志抓住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采访了这两位大师级人物。访谈非常成功,且有意外的发现。

厄韦特早到了一会,看上去衣冠楚楚,戴着宽厚的笑容。他的头发灰白,眼镜框架很大,服装色调沉稳,上面有苏格兰狗的图纹(也许摄影家以拍摄狗而知名,有狗的万神殿之美名)。

当吕布乘坐欧洲之星列车到达之后,采访终于开始。两位摄影家的描述或是相互间被中断,或是引起相互间的共鸣。厄韦特安静地坐在桌边,俏皮地谈及他的妻子、狗以及天气。吕布则老是一付躁动不安的样子,经常站起身四处走走。采访者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将整个过程串联在一起——

1、接触摄影

谈话从他们的童年开始。两个人都承认年轻时期的孤独。厄韦特注意到:“大部分摄影家都是害羞的,摄影是一种摆脱困境的方法。”吕布也提及他曾经想绝望地逃离他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他的父亲曾经给他一台柯达相机,后来又给他一台徕卡,结果他记住了哥哥的嘲讽:“你终于可以不必开口了,也许用你的眼睛就行。”吕布的眼睛真的了得,连卡蒂尔—布列松也说:吕布天生就是一个审查员,或者说得委婉一点,吕布的视觉远远强于他的口头表达。加入法国军队并且参加过抵抗组织,吕布回到了家乡里昂(被其称之为世界上最悲哀的城市),训练成一个工程师。由于厌恶工厂的生活,他请了一周的假去拍摄照片,结果再也没有回去。

厄韦特的生涯则完全不同,他说:“我出生在法国,原来不是这个姓名。感谢墨索里尼,让我成了美国人。我的双亲是在大革命后不得不离开俄罗斯的。我最初的十年在意大利度过,但是法西斯在1938年驱逐了我们。”他的双亲最后离婚,他不得不带着心灵的创伤在1941年随父亲去了洛杉矶。他的青少年时代生活来源短缺,然而那时候他得到了一架古董级的玻璃底版相机,“至少让我的生活有了些目标……我搭建了一个暗房,印制电影明星的照片。”最终他有了一台罗莱相机。有意思的是,两位摄影家都是在14岁时得到了第一台照相机,也许不是巧合吧!


2、在马格南

厄韦特和吕布第一次见面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地点是在创建不久的马格南图片社。当时的厄韦特已经在纽约新学校的社会调查部门学习电影,其作品被农场安全局的指导斯特莱克选中,同时被马格南的创始人之一卡帕邀请加入1953年的合作项目,后来成为马格南的正式成员。吕布则是在1952年到马格南的,他和马格南另一位创始人卡蒂尔—布列松有更多的共同点,不仅是艺术上,而且在经历上更为接近——两人都参加过法国的抵抗运动。

卡蒂尔—布列松也许觉得依赖摄影生存比较紧张,因此劝吕布不要放弃工程师的职业。但是吕布说:“我在那一领域很糟糕,没有人会喜欢做得很糟糕的行业。”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进入了摄影,这时,卡蒂尔—布列松对他的决定表示了欢迎。吕布回忆当时的马格南:“卡帕是教主。卡蒂尔—布列松让我去见他,他告诉我可以在马格南发展得不错,我却不明白出于什么原因。和卡帕不同,我不懂英语,有没有女朋友,因此显得有点不够自信。”厄韦特则以自己的理由赞美卡帕:“他是一个走运的赌徒,无论如何他都会赢,而且声名在外。”吕布注意到卡蒂尔—布列松曾经将卡帕称之为“冒险者”(吕布曾经评价自己是半个新闻记者,半个冒险者)。但是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卡帕于1954年在印度支那触雷身亡之后,卡蒂尔—布列松声称“摄影结束了”。正如厄韦特总结说:“卡帕完成了自身的塑造,在那个时代是超前的,打破了所有的清规戒律。真是一个楷模!”

后来两位摄影家都曾当过马格南的主席。厄韦特是在60年代的后期,吕布则是在70年代的中期。厄韦特说在他掌舵的那个时代,“马格南是一个比较小的组织,很容易掌控周围的一切……我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团结一致——我们都是主角!如今有了52位成员,还不包括合作者和提名者。”吕布同意这样的看法:“对付这样一个大的团体很困难。尽管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但是这个家庭却是非常好斗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大家庭在整体上还是完美的。厄韦特由此推断说:“有些事情不得不说,但是毕竟已经生存了60多年了。”

3、相互之间的评价

这次见面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让他们相互之间评价一下对方的作品。记者让他们各人挑选对方一张最喜欢的照片。吕布很快地浏览了画廊里悬挂的厄韦特的作品,就像一只俯冲的鸟儿一样,浏览了大幅照片中的细节,然后选择了拍摄于1969年纽约沃斯大街的一幅巨幅照片。厄韦特幽默地回应说:“很高兴选择这一幅,可惜上面没有狗。”吕布的理由是画面中的细节非常感人。(下图)

厄韦特—纽约,1969

厄韦特选择的画面是:一幅内景,一个男人和女人坐在椅子上的背影,面对的是法庭的审判,墙上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厄韦特认为即便我们不知道画面的内容,其构成也堪称典范。他指出:“吕布所有的照片,都有准确的光线和构成。”吕布由此解释了照片的故事:这是拍摄于1965年的中国,文革即将开始之前,是一次离婚的听证。厄韦特笑着说:“任何人从他们的背影都可以看出,两人在一起是多么地痛苦。我喜欢这幅作品,真的好极了。”(下图)

吕布—北京,1965

吕布拍摄了世界各地的大量的作品,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古巴,欧洲,以色列以及日本——但是中国是他拍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国家,因此最为了解。然而吕布对当今的中国非常厌恶,悲痛地说:“如今钱能买通一切。”厄韦特曾经也为世界一些知名的杂志拍摄,去过许多次拉丁美洲、欧洲以及俄罗斯。

4、面对摄影

然后谈到了各自对摄影的看法。两人在年轻时都很文静和害羞,然而如今谈到摄影,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记者觉得自己好像处于赫鲁晓夫和尼克松之间,中间没有翻译者。厄韦特坚持认为摄影“是一种物质的形态”,吕布则感到“是一种过程的体验”。厄韦特认为摄影就是“等待,就像钓鱼”,吕布反驳说:“照片就是躁动不安,不是一种耐心。”吕布认为黑白照片等同于老照片。尽管厄韦特喜欢黑白,但是他认为还是必须看照片本身而定。

吕布稍微做出了让步:“我主要是考虑到照片的成本。”吕布说彩色照片让他更舒服的原因,就是只需交给实验室去冲洗就是了。厄韦特非常不同意这一点,认为如果将照片交给别人处理,自己无法控制是有问题的。其实两个人都有自己的黑白暗房,对照片的制作都很苛求。

两人对当今的摄影都感到很沮伤。厄韦特解释说:“世界上有大量的照片,但是好照片少得可怜。出版商现在要么做专业技术书,要么做色情画册。”吕布咕哝说:“很难找到一个空间。”当年曾经全力支持他们的马格南,如今看上去也要分道扬镳。厄韦特预测:“在不远的将来,马格南只能在老人的家中阅读了。”吕布则更为极端:“今天,一谈到创造力,也许就是广告商。”由于厄韦特曾经长时间拍摄过广告,因此点头称是。这一次,他们总算达成一致了。

记者最后让两位老人做出一个总结。厄韦特说:“我并不相信摄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可以展现世界的变化。”吕布则以法国人的哲理作为归结:“选择或选择的自由只是一种存在的关注。但是对于摄影家来说,这需要一生的投入。”

以此文纪念刚刚去世的马克·吕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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