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伊格莱斯顿说:从这点上看,拍摄一个人的肖像,就像是用你的双手握着果冻,你能感受到重量,但是无法把握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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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普罗格(Phillip Prodger)从2014年担任英国伦敦国际肖像画廊的馆长以来,一直对世界肖像摄影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2016年,他推出了具有轰动性的展览《威廉姆·伊格莱斯顿的肖像》,呈现出他对肖像摄影的思考空间。2017年,镜头文化肖像摄影比赛邀请他担任这一年的评委,并且通过邮件探讨了肖像摄影的诸多问题。下面就是这次访谈的节录,得以了解他对一些经典摄影名家极其作品的全新解读——

问:在你充满热情的对伊格莱斯顿肖像作品的评述中曾经写道,肖像“无法揭示身份特征”。然而我们往往会谈及摄影的揭示的力量,尤其是名人肖像所带给我们的认识深度。你是否可以更深入地谈及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我们的观看具有了太多的“浪漫”的想象空间?

答:身份特征并非确定的东西,没有人只是单向的平面呈现,所以如果说一张照片能够说出一个人的全部,这只是哄人的谎言而已。我们更倾向于从个性的方方面中保留一个核心从而概括我们的一生。不管是否真实,人们毫无疑问地希望看到所谓的行为习惯和文化方式。许多摄影家擅长于将一个人最显著的特征归零,从而揭示出另一种“真实”。但是这并非性格特征所在,而是一种想象而已。这就像是作家将史诗中的英雄和恶魔定性,从而使这一类的肖像显得空洞和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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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特征是变幻不定的。我的另一重身份是在大学里,从婴儿开始,然后结婚,开始走向衰老。你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时间的进程,我们都背着沉重的生活的行囊。但是我们同时又是凌乱不堪的,是一种有机的生命组成,充满着矛盾,不确定性,内心深处和外貌推测的分离。我们是谁真的很难定义,无法推测。

从这点上看,拍摄一个人的肖像,就像是用你的双手握着果冻,你能感受到重量,但是无法把握中心点。

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认为伟大的摄影家有能力去揭示被摄者内心的自我,把握住那些可能是复杂的、稍纵即逝的和扭曲的东西。但是这样的说法往往是令人怀疑的。照片拍摄的只是飞速流逝的一瞬间,不是对一生长度的勘测。所以照片只能是机械的测试和冷漠的,缺乏温情和认知的可能。从名义上看,对于肖像来说摄影是最糟糕的,当然也是看上去最为轻而易举的方式。所以为一直非常惊讶,怎么能够通过一幅肖像摄影作品来揭示我的自身?难道这一幅肖像就能通过强大的力量穿透我的内心,进入我的记忆?这只是一个碎片,一个瞬间,其作用只能是找到和另一个人关联的途径而已。

所以想通过伊格莱斯顿的肖像去理解他的对象也是不现实的。他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并非说这些肖像不能承载某种意味。

问:从这点上看,你是在谈论伊格莱斯顿作品的特殊性所在,也就是他所构成的丰富的、非线性的影像系列的可能性。由于肖像往往习惯于绘画的单幅性,所以这样一个庞大系列的肖像看上去就有点吓人。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一类对待肖像的摄影家?

答:从历史上看,照片往往受制于来自传统媒介的偏见,如绘画等等。其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相信照片是自我独立的:换句话说,照片能够讲述故事。故事可能是抽象的,也可能是开放式的,甚至照片和其它照片之间会有强有力的关联,但是从概念上说,依旧是疏离的信息数据,需要由艺术家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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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大部分20世纪的传统画家,都无法动摇这样的观念,包括大部分摄影家也是这样想的。我并不想以安塞尔·亚当斯作为例子(尽管我很赞赏他),但是我还是以他最为著名的作品《冬日暴风雪后的约塞米提山谷》为例。欣赏这样的作品你不需要任何东西。就像是一段美丽的音乐。你可以将这幅作品挂在办公室,或者家中,旁边不需要亚当斯的其他作品,就已经足以让人兴奋了。没有人需要去解释。它自身就是一种荣耀。

然而摄影的语言逐渐在发生变化,艺术家在探讨另一种系列的可能性。我们的文化浸泡在影像的浓汤中,照片往往在意我们的直觉,图像已经从原初的意味上卸离了——如果说曾经有过的话。摄影作为一种自律系统的理念,难以形成大量的感觉。同时,相对电影和视频,静止的照片显得更为模糊不定,所以更为依赖对于动感的捕捉。其结果就是,照片的拍摄又变成了电影的一种片段。

叙事没有必要一定完成所有的意味。摄影的叙事也可能在其承载的分割点上,跳出其完整性的要求。在这个世界上,影像之间的相关性显得更为重要。观众和艺术家一起就是从影像中不断地构建现实,这样的不断重叠就像是构成了复杂的神经网络。

这样也就形成了在21世纪摄影书强劲复苏的理由所在。书的结构形态给了摄影家的机会就是让看似分离的照片形成结构并且给与意义,这样一种上下文本的关联避免了可能被剥离的现状。这样也就给了摄影家一种许可,探索摄影新的生长空间,照片的内容不再确定,其叙事也显得含糊不清。传统的经典标志性画面依然存在,但是大多数照片不再按照常理出牌。你可以从中看到某种挑战,甚至只是一种姿态,其意义在流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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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在伦敦的国家肖像画廊工作,为摄影的收藏做出了许多贡献,其中也包括其他各种艺术品的肖像收藏,比如绘画、素描、缩微模型、印制品以及雕塑等等。面对这么多的不同媒介,你认为摄影肖像最为与众不同的是什么?

答:在同等水准上说可能没有区别,画廊的所有部门都在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肖像的意义。尽管在每一个时代的看法都会有变化,尤其是对人类价值观的挑战一直都在,这是一种常态。

其中有两个领域可以看出摄影和其它媒介的明显区别:逼真(某种意味上的真实呈现),以及捕捉时间切片的独立可能。逼真是挑战自身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也许不是肖像摄影中最为重要的,因为一丝不苟的画面或者绘图员都可以通过足够的努力和技巧完成如照相写实主义这样的逼真。对我而言,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和时间相关。

没有其他的媒介能够担当起留住飞逝的、瞬间的义务,或者说有这样的特性。

将逼真和时间结合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趣味所在。如果说绘画是一种综合体的过程,那么摄影就是一种具有解剖的行动。令人感到惊讶的就是在短暂的瞬间捕获如此细节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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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做过许多展览,包括摄影史上的大师如曼1雷以及生活在当代的名家如伊格莱斯顿。你能谈谈每一次的挑战所带来的什么样的愉悦?

答:在我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特权就是能和一些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对话。有些人比如伊格莱斯顿就会改变你。他的智商极高,作品也让人激动,他还有一种独特的穿越世界的方式。但是我无法区分著名的和不太著名的艺术家。尤其是年轻的艺术家也能和声名卓著的大师一样给人印象深刻。我试图向每一个人学习。

我对历史的探究同样感兴趣。历史如同迷宫,我更感兴趣的是对未知的人物解码。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避免个人化的介入,应该保持适当的临界距离,在这一点上是不容易做到的。比如,当你发现一封曼·雷写给米勒的信,我喜极而泣。他如此深爱她,她却离他而去。信中充满了炽热的情感,是最原生状态的呈现,痛苦,绝望。但是在解读的过程中,还需要冷静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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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是如何与艺术家交往的,从看到作品,到会面,直至做成一个展览?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多大的创造力?比如伊格莱斯顿,你亲自去了他在孟菲斯的家,和他详尽商谈。你能描述一下在展览最终成型时他所扮演的角色?

答:艺术家是完全不同的。有的艺术家喜欢卷入展览的方方面面,控制所有的一切,包括精确到框架尺寸的毫米。有的则喜欢将大部分的决定委托给你,让策展人决定最终的呈现。

对于伊格莱斯顿而言,则是另外一回事。当我在他孟菲斯的家中陈述了我的观点之后,他认为言之有理,可以做到。其实在这之前我做了许多案头工作。但是在做展览的过程中他一直涉足其中,总是和我分享一些有用的信息,当然对我也很信任。说老实话,这让我晚上常常惊醒,因为我不想让他失望,我也意识到以往和他合作的馆长或策展人也是同样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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