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著名的照片之一让她在尼加拉瓜的经历中脱颖而出。这幅在桑地诺革命期间拍摄的照片所展现的,一名男子转身中一手拿着百事可乐瓶的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弹,另一手拿着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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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摄影家苏珊·梅塞拉斯(Susan Meiselas1948  )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前线》,是由英国Thames & Hudson 和美国Aperture联手出版,为读者提供了这位著名摄影师的回眸一瞥——挑选了她摄影生涯中的一些瞬间,展现出摄影家超越镜头“框架”局限的非凡能力。

出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苏珊·梅塞拉斯,获得莎拉·劳伦斯学院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视觉教育硕士学位。她的第一部主要摄影作品集中于在新英格兰国家展览会上脱衣舞女演员的生活,这是她在纽约公立学校教授摄影时,连续三个夏季拍摄的作品。《狂欢节脱衣舞者》最初出版于1976年,并于20006月在惠特尼艺术博物馆展出。

El Salvador

她于1976年加入马格南图片社,自此成为自由摄影师。她以报道尼加拉瓜叛乱和在拉丁美洲的人权问题的纪实而闻名。她于1981年发表了她的第二部专著尼加拉瓜。梅塞拉斯曾担任“萨尔瓦多:三十位摄影师的作品”的编辑和撰稿人,编辑了来智利摄影师的作品,展示了生活在皮诺切特政权下的真相。她共同执导了两部电影《生活在风险之中:尼加拉瓜家庭》和《来自理查德·罗杰斯和阿尔弗雷德·吉泽蒂革命中的图片故事》。1997年,她完成了一个为期六年的项目,策划了库尔德斯坦一百年的摄影历史,将自己的作品融入了《库尔德斯坦:在历史的阴影》一书,并于1998年发展成为一个集体记忆交换网站——库尔德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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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新书《前线》中,苏珊·梅塞拉斯对她的实践做出了一个具有揭示意味并且尖锐的评论:“从一开始,超出单一框架的叙述概念奠定了我的作品。”这种强制性构成了梅塞拉斯作品的核心,在100多幅图像(包括77幅彩色作品)中都得以呈现。

《前线》是梅塞拉斯最经典的照片以及其她很少发表的作品的汇编,穿插在图片中的是从编辑马克·霍尔本(Mark Holborn)的采访中抽取的文字。这些采访为读者提供了梅塞拉斯工作时的一些想法:不管构建一幅图像如何吸收她,“尽管拍摄照片很愉快……”她说,“我仍然需要综合并构造出更丰富的东西。”正是梅塞拉斯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坚定不移地追求的“更丰富的东西”,从而推动了她将纪实摄影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承诺。

Mano Blanca, signature of the death squads, left on the door of a slain peasant organizer

她的第一个项目是1970年在哈佛大学学习视觉教育时开始的,但在她认为自己是摄影师之前,她是在租房里拍摄同房客人的一系列快照。照片完成后,她将结果展示给她的对象,并询问他们的反应,然后将其写下并附在照片旁边。

后来拍摄的一系列嘉年华脱衣舞剧(1976年)被认为是她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但在这些照片同时出现在惠特尼的摄影展和出版物之前,她要求和这些被摄女性取得联系,并且构成互动。

From “Porches

后来,这样一种“超越框架”的本能已经发展成她整个职业生涯中的主要特征。当居住在纽约附近的小意大利的时候,梅塞拉斯对那些挂在街上的年轻女孩肖像着了迷。在大众广告变得如此有影响力之前的一个时代,观察他们的“姿态和模仿”,她问自己:“他们在模仿谁?”

她于是开始了拍摄女孩肖像的尝试,虽然肖像是随意的,但是梅塞拉斯(以及她的观众)被带到了表层之下的某种空间:女性青春期,成熟的初期,在心理和生理发生明显变化的文化基因。这些女孩长大后的故事可能会成为另一个故事,但正如她所说的,“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去追随另一条道路,结果也许完全不同。”

Jojo, Carol and Lisa, corner of Prince and Mott Street, Little Italy, 1976

嘉年华脱衣舞的成功拍摄引导了1977年古巴之行的委托拍摄,梅塞拉斯发现自己“被一个渴望建立在集体价值基础上的另类社会着迷”。她感受到了历史的辉煌,特别是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随后就是前往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智利和阿根廷的旅行。

她著名的照片之一让她在尼加拉瓜的经历中脱颖而出。这幅在桑地诺革命期间拍摄的照片所展现的,一名男子转身中一手拿着百事可乐瓶的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弹,另一手拿着步枪。

然而,在报道这起事件时,她发现自己受到了她正在为之工作的美国杂志所规定的截止日期的阻碍:“矛盾的开始”,她在本书的一篇采访中写道。为了更深入采访,她与叛乱分子一起前往山上,俯视着乡村,意识到可以看到但未拍到照片的深度。她回忆说,“不能回头。我的照片似乎不足,而且不足也帮助我进步。” 她的这次拍摄出版了《尼加拉瓜》一书,并且获得了罗伯特·卡帕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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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时候,在梅塞拉斯的生活中,萨尔瓦多的一个危险局面导致她的生活陷入了惊险的逃亡之中。今天,她仍然承诺“前线”对于她生活的意义,但她已将拓宽了“前线”的意义,将其重新定义为“文化边界,社会边缘,时间界面和深刻的心理前沿点”。最近她已经花时间在英国西米德兰兹的一个女性避难所里,与愿意分享他们故事的女性合作。其结果是一间自己的房间,一套在避难所寻求庇护的妇女的肖像,以及他们转变成临时家园的照片。这样的图像只是新一轮的开始:“在我的照片中,每个房间,就像每个人的生活一样,是独一无二的。空间的形象是一种记录,也是一面镜子。这位女士可以不在场,但这些照片可以作为每个景观的记忆,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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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曾在一本书中介绍过她30岁时拍摄的一幅照片《古斯塔·戴尔·珀罗莫》(1978):作为一个著名的战争报道摄影家,她在那一年的夏天一直在尼加拉瓜寻找历史的遗存。由于尼加拉瓜作为危地马拉的一部分被统治直到1821年它宣告脱离西班牙统治而独立。因此从它1838年成立共和国以来,尼加拉瓜的历史极不稳定,经常遭到外来势力的干涉。梅塞拉斯以后将她在这一年拍摄的大量作品结集成书《尼加拉瓜》,展现了丰富的历史和地理的信息。在这幅照片中,人的尸体只剩下一具骨架,而且身首异处,但是一条牛仔裤却依然完好地套在人的骨架上。摄影家试图通过看似普通的日常景观,揭示出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和国家卫队关联的种种信息。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战争是如此的残酷,人的躯体甚至还不足以和一条牛仔裤抗衡,更何况自然的绿水青山,白云蓝天。为了利益的驱动不惜自相残杀,还有比这样更悲哀和更不值得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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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前线”,探索框架的外部界限,可以作为她一生工作方式的恰当隐喻,也是梅塞拉斯这些年拍摄的一个总结。她在书中的最后一句话中,描绘了她在四十年的拍摄过程中所遵循的道路:“纪实摄影师可以穿过漫长的道路,展现出冲突地带的各个层面,不仅仅是遥远地区的战场,也可能在我们的家中,它是自我造成的,就在我们的头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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