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对维什尼亚克丰富档案的研究,最新的发现是,摄影师对大屠杀前犹太人生活的记录,实际上比我们在“消失的世界”中看到的悲惨图像,呈现出更为多样化和更少感伤。

Jewish School Children, Mukacevo, 1935

摄影师画廊和犹太博物馆的两个新展览,揭示了摄影师罗曼·维什尼亚克(Roman Vishniac 1897—1990)曾经被忽视的观念,并且发现了一些新的作品。

镜头文化网站的编辑肖恩·希汉(Sean Sheehan)介绍说:

我们对罗曼·维什尼亚克的了解,主要是在1934年至1938年之间拍摄的犹太人渴望生活的画面。然而在35年前出版了“消失的世界”之后,他几乎被人遗忘了。他的第一部专著“波兰犹太人”于1947年出版,同年他的作品出现在“消失的世界:犹太人的城市——犹太人”中,这是一个由犹太援助组织委托的一个选集,展示了东欧的贫困社区生活状态。其中一些照片令人难以忘怀:一个犹太男孩的照片,当他瞥见一位年长的同学时,呈现出天真的喜悦,宽边帽下微笑的眼睛照亮了他温柔的脸。图像的背景是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小镇——穆卡切沃——那里的犹太人不久被灭绝。

Ernst Kaufmann, ca

由于对维什尼亚克丰富档案的研究,最新的发现是,摄影师对大屠杀前犹太人生活的记录,实际上比我们在“消失的世界”中看到的悲惨图像,呈现出更为多样化和更少感伤。如同万花筒展现的世俗世界,在他这个时期作品的描绘中,人不仅仅是贫穷或宗教的归属。

然而一直以来,维什尼亚克对现代主义观念的吸收,以及他的摄影作品的范围和深度都没有得到正式认可。伦敦的这两个展览带给我们新的惊喜,揭示了他的摄影生涯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后期被忽视的许多方面。

Inside the Jewish Quarter, Bratislava, ca

罗曼·维什尼亚克1897年出生于俄罗斯并在莫斯科长大,他在学习了生物学和动物学之后,随同富裕的父母在十月革命后移民到柏林。当时他已经拥有一台照相机,并且对柏林的文化氛围和政治破坏性产生兴趣,热切地记录周围环境。在伦敦的两个展览都有他拍摄的柏林照片,令人难以置信地将普通街头生活的瞬间和对未来发展可怕的预感融为一体。

Window Washer, 1933

其中一张照片显示了一对德国夫妇,他们在电影院前面的鹅卵石街道上抱着孩子的手臂。 像摄影师一样,他们无法知道电影院将很快被盟军的轰炸所摧毁,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直接指向他们的照相机,因为他们正朝着可怕的未来走去。回顾历史可以用悲伤来描绘场景,但不知道是什么促使维什尼亚克将自己定位在面向他们的人行道上,在他们走向他所站立的位置时捕捉他们的步履。从表面上看,这对夫妇看起来相当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选票决定性地使纳粹掌权——也许摄影师感觉到他们所代表的危险性。

Customers Waiting, New York, 1941-44

维什尼亚克走在柏林的街道上,捕捉着迷人的细节,但奇思妙想或地理学特征并没有吸引他的目光。在“消失的世界”中,也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感觉是一种怀旧的暗流,有意识地需要记录一种现代性不可动摇的生活方式。在柏林,对于属于过去的边缘生活场景没有挽歌的忧郁,一切都是生活的馈赠。尽管人们由于越来越多地对东方大屠杀的深入了解,已经孕育了某种预感。就像雕塑家在一块石头中释放出某种信息,他的摄影作品带出了一种社会生态,在某种程度上隐藏着,但却隐藏在一个现代欧洲大都市的城市表层之下。

Sara, 1935-37

从这些柏林时代开始的作品,还有另一个独特的方面:一个审美层面,与他对德国魏玛犹太公民不稳定困境的认识并存。他的照片展现出一种现代主义构成,能够回应都市主义的空间几何形状以及建筑环境中光影的变化模式。他在火车站内拍摄的黑白明暗对比的照片(火车站后来被盟军轰炸几乎完全摧毁了),以及他仰拍楼梯借以平衡窗户的照片,就是他对现代主义构成的审美呈现。

Interior of the Anthalter Bahnhof railway terminus near Postdamer Platz, Berlin, ca

但是他一定感觉到法西斯分子正在迅速进入,比如在一张街头生活的照片中,商店前面看到了一个纳粹标志。纳粹主义从来没有像在维也纳和巴黎那样进入城市——它悄悄进入。而维什尼亚克对其渗入节奏保持警惕,拍摄的照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他让女儿玛拉在兴登堡和希特勒的选举海报前摆姿势,上面写着:“元帅与肉体:与我们争夺和平与平等权利。”谎言既是如此。

Vishniac’s daughter Mara posing in front of an election poster for Hindenburg and Hitler, Berlin, 1933

在水晶之夜之后,维什尼亚克和他的家人离开了德国,最终在1941年初抵达并定居在纽约。这是他摄影生涯中新生活和新阶段的开始。他涉足名人的肖像照片——爱因斯坦和夏加尔是摄影师画廊展出的一小部分作品——几十年来,他一直专注于通过光学显微镜回归生物学和动物学摄影。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消失的世界”的重新出版,他的纪实作品才引起公众的注意。

Boys Exercising, 1949

摄影师画廊的展览是对维什尼亚克多元化职业生涯的回顾,而犹太博物馆的展览则更多地关注他对犹太主题的兴趣。在这两个场地中遭遇的是对犹太人危害的先见之明,以及对日常生活中人类瞬间的本能感受。这种情绪汇集在一幅画面中:一个老人迷人的特写镜头,与一个可能是他的孙女的女人交谈。这是一个私人时刻,带有焦虑和内在的隐忧,让观众对他们谈话的话题感到疑惑。

Three women, Mukacevo, ca

至于作品的多样性,比如1941年在纽约拍摄的三个年轻姐妹照片,独特的三角形构图视角吸引着观众。这些姐妹已经作为犹太难民到达美国,照片上呈现了一种反思,但女孩们在中央公园——他们是安全的。他们的面孔和姿势并没有恐惧或不安,他们能够毫不畏惧地向前看。该展览的标题,重新发现的罗曼·维什尼亚克,就是最好的自我证明。

Central Park, New York,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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