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惯思维的定势(恐怕不仅仅是习惯思维,而是某种霸道的体制)严重制约了某种状态下的思想传播的良性发展,使得我们打开的每一张报纸中,几乎难以找到令人心颤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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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下的疫情,人们也许有理由相信,当代中国社会早已进入了一个图像泛滥的时代(矫情的图像泛滥的时代)——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且所有的摄影人所面临的困惑就是如何不断地加大图像的诱惑力,殚精竭虑寻找突破的捷径,以加强图像对人们视觉的冲击性。但是摄影人(也许不仅仅是摄影人)所不愿想到的是,图像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平面的二维图像,在突破了“量”的极限,再试图突破“度”的极限时,总会面临着一个无法再向前走一步的边界,甚至面临彻底崩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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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置否,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充满了灾难与恐怖的时代。尽管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恐怖就伴随着善良缠住了人类的灵魂,向来人们所面对的苦难就似乎比幸福多——不管你是在怎样的一个国度。然而即便是面对这样一个图像迅速泛滥膨胀的时代,由于无数面对死亡毫无惧色的摄影家燃着火炬走入世界最黑暗的心脏,才使我们因为恐怖的图像震惊于这个灾难的时代——当下的疫情,却让人对图像失望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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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所谓的正能量在无止境地在消耗着无畏的牺牲,另一面,有人孤独地呼吁请停止歌颂无谓的牺牲!然而主流媒体依旧固执地认为:“图像充满了灾难的画面,会使人类丧失信心”。不是吗,曾有多少人例举了“荷赛”和普利策奖的摄影作品,埋怨生活中除了灾难还是灾难。于是几乎所有主流媒体就为自己的“歌功颂德”找到了理由,天天忙于摆布一个又一个歌舞升平的场景,却将生命的痛苦和灾难视而不见。我们似乎只能通过这些图像,欣赏一场对灾难的胜利,根本激发不起任何同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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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前的《美国摄影》杂志早已不以为然,这些资深编辑恰恰认为现在的灾难照片不是太多了,而是远远没有达到真正震撼人心的地步。他们认为由于有了一些这样的照片,人们反而会产生一种被称之为的“同情的疲惫”,因此需要更多更充满震撼力的画面唤起人们心灵的苏醒。当年《美国摄影》杂志就因此曾经出版过一本专辑,邀请了世界上24位著名杂志的编辑,请他们每人选出一张认为是当今世界最具有震撼力的灾难照片,向整个世界的苦难鸣以不平。其中就包括了那张秃鹰和小男孩的画面,摄影家卡特后来死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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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只要是摄影,不管是纪实还是虚构,由于人的参与,就必然带上情感的因素。因此摄影最重要的拍摄立场,并且由此导致的首要社会功效就是由目击者(也就是摄影者)向千万不能亲临现场的人们传递特殊的情感,引起他们心灵的战栗或慰藉,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抽取最敏感最撩拨人心的瞬间,让你不由自主地为这个星球或悲或喜,坐立不安。记得马格南图片社的摄影记者尤金·理查兹在拍照时,心中已有明确的严肃的目标,他希望“人们看到我的照片并感到愤怒”。他曾通过在世界各地拍摄关于贫穷、暴力、毒品栽培等最感人的照片而使得他成为当代“同情关怀型”重要摄影家之一。而摄影为什么能引起“同情的战栗”?用尤金·理查兹的话说,这种力量的产生,在于对所拍对象的理解和接近:“我如果拍一些饥饿的人,他们看上去如此的饥饿以至于你也感到心神不宁而想吃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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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面对灾难纪实的现实精神的内容就是要求关注人生,也就是说要爱人,要用爱的精神来体察人生,反对所谓的“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所谓“情感的零度”,就是绝对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由于人们在关注人类现实的生存环境时,又引出了一个与人类的终极命运如何相统一的问题,这就给摄影家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至爱精神。同时,现实生活中仍然不断产生的黑暗和罪恶又要求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无情的鞭挞和拷问,面对灾难除了同情还应该发掘更多值得思考的层面。一位真正的有正义感的摄影师如果放弃了批判品格,实际上也就放弃了爱,同时也就不可能产生惊世骇俗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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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强调这种精神必须要有所超越,不能只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是非评判,而是要从现实生活的广阔背景上,历史文化的渊源上,以及人的本质上去探求,从而把倡导的批判精神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理性的层次。从整个全球摄影的趋向上看,新一代的摄影家虽然普遍带有一种悲观主义的色彩和反社会的倾向,但并不都是反理想的,他们在对社会极端的批判过程中总是寄托自己的理想,只不过所表达的方式更为曲折和含蓄罢了。因为从本质上说,激情和理想的丧失,无疑是摄影的悲哀。但在重建理想时,应避免在价值取向上绝对化,因为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人在价值观上的差异,而且在许多问题上是不可能分得出高下尊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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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们通过图像了解这个世界时,更希望从摄影家镜头后面能够读出人生的真实意义,而非简单地带给人所谓的“正能量”。日本著名作家池田大作在谈到文学作品的力量时,曾经这样深刻地认为:“只要是读后使我们感动的文学作品,不管它的内容如何绝望,也不管它如何冷酷地揭露人生的虚妄与无意义,它的深处就必定会清晰地传来努力追求生存意义的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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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是说到了这一个份上,也还会有人说:即使我们拍摄了这样的灾难和苦痛,又到哪里去发表呢?的确,习惯思维的定势(恐怕不仅仅是习惯思维,而是某种霸道的体制)严重制约了某种状态下的思想传播的良性发展,使得我们打开的每一张报纸中,几乎难以找到令人心颤的照片。除了构图完美的摆布还是不痛不痒的“欢乐”,除了一个鞠躬还是另一个鞠躬!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偌大的一个国度,在疫情面前真的是如此的“天下太平”吗?但是即便是这样,有良知的摄影家依旧应该敢于直面真实,应该以良心的允诺去拍摄即使在今天是无法发表的照片。让这些照片留给我们的后人,让我们的后代清晰地读懂我们曾经有过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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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寒雨,冷彻心扉。静坐独思,但愿同情不再疲惫,若能有些真正感人的照片进入明年的荷赛,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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