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如果带着《民法典》上街,一切乐趣自然荡然无存,梅耶罗维茨的“自我教育”又如何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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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公布并且将于明年11日开始施行,对于摄影人的“打击”有多大,这是一个已经无法绕过去的话题,弄得摄影界坐立不安。

我们首先看到了“哀鸿遍野”——纪实类的影像尤其是街拍,将会面对前所未有的障碍。有著名影像学者兼街拍高手甚至哀叹:不能街拍了,失去了与城市街头共存的空间,摄影还有什么生存下去的价值,摄影家协会也就应该解散了!说得有点决绝,但也不无道理——假如在街头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你首先需要想到的是是否侵权,街头摄影哪有快感可言?失去了快感,都市进程中的街头影像也将永远失去鲜活的魔力,势必成为一个恐怖的休止符,让180年摄影历史进程中最富魅力的板块荡然无存,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所以,静下心来想想,对照《民法典》的条款,还是应该有所作为的——

《民法典》和摄影人最为密切相关的就是这一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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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徐淳刚先生所言,肖像权大于版权、著作权。所以,街拍摄影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就是,除了新闻机构、国家机关,绝大多数摄影师想在公共场所仅按个人意愿拍下别人的肖像并发表、出版、展览,将不可能了。你必须尊重肖像权,征得别人的同意,或签订合同。但如此一来,全成了摆拍,再也不会有“决定性瞬间”。

还记得在十多年前,上海的爱普生影艺坊策划过著名摄影家朱宪民先生的个展。展览期间,突然间有一位中年男子在一幅照片前面跪了下来,嚎啕大哭。原因是照片中他看到了已经过世的母亲当年的身影,紧接着他要求展览方撤下照片。然而结果你也能想到,当时的展览方以公共空间的拍摄且没有对被摄者造成伤害为由,拒绝了中年男子的要求。再后来,美国著名摄影家迪科西亚的一个展览在东京展出,一位犹太人对其中的一幅抓拍他在街头的画面提出的抗诉,并且诉诸法庭。结果呢,还是犹太人败诉了——按照当年日本的法规,画面既然没有对被摄者有所伤害,自然不会接受申诉。明年一月开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情况就一定不这么美妙了——对于摄影人而言,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是不是一定要三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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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不必多虑!首先,法典规定,以下情况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

(一)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二)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像权人的肖像;(三)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四)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五)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权益,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其他行为。

注意了,即便你的拍摄不仅仅是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你也不是新闻摄影记者去实施新闻报道,当然也没有可能为国家机关工作拍摄,但是,你完全可以“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甚至可以从“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权益角度出发,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其间的关系是不是很微妙?即便《民法典》还规定: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关于肖像使用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做出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也就是在肖像权人和使用人之间,法律不是“不偏不倚”的,而是公开“偏向”肖像权人——法典还是留给拍摄者一定的后路,关键是看你如何解释,如何杀出《民法典》的重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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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还在和影友聊起,去年他们在平遥跟随一个老外街拍,每一次老外发现了“目标”,都会前去和对象沟通一番,然后决定拍还是不拍。结果,影友们认为他的照片的生动性和自然状态远远不如直接抓拍来得有趣。所以,你如果没有足够的沟通和控制的能力,也不愿放过精彩的刹那,还是直接放开胆子率性抓拍,先将街头等公共场合的鲜活性收入囊中,然后再做计较。可能的话,选择事后沟通的方式,看看如何能得到许可。假如被摄对象稍纵即逝之间融入了街头的人群,也只能任其自然了。不然正如前面所言:街头影像将永远失去鲜活的魔力,势必成为一个恐怖的休止符!

接下来的问题是,拍完以后用还是不用?怎么用?我以为该用的还是用,该展览的,该发表的还是尝试着进行(之所以说“尝试”,因为到时候展览方或者出版方会不会有顾忌,也许会成了另一重障碍)。只要你的画面不是对被摄者有所损害,或者并非构成商业上的牟利,你完全可以坦然面对——没人找你,万幸!有人找上门来,你就将照片撤下。我想即便对方不依不饶,诉讼法庭,对你而言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损失,不是吗?细想一下,一张照片而已,一张在公共场合的包罗万象的视觉呈现而已,会有那么大的麻烦吗?重要的是,你的拍摄对于一个时代的都市进程,或许有着更大的无法替代的价值(也就是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孰重孰轻,不是一目了然?也正如徐淳刚先生所言:法条规定了“没有同意不能使用”,但没有规定没有同意不能拍摄”——看看吧,法律还是给摄影人留了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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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民法典》对摄影人的“打击”究竟会有多大,我想也不过如此。至于有人说我是个法盲,或者“知法犯法”,我也只能一笑了之。因为法规的制定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正确和准确程度也是需要不断修正的。或许《民法典》正式实施后的某个时段,在一次修正之后,会峰回路转,向着摄影人有利的一面逆转,真的还说不准——我们拭目以待?

近日翻译一篇访谈,对象是美国著名摄影家梅耶罗维茨。他在谈到街头摄影时兴奋地说道:对我来说,当我们每个人面对周围流动的现实一旦摄入取景框,都可能是一种身份的验证。因此,了解自己既是挑战,也是非常有趣的方式。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不可思议的自我教育。在我成长过程中的任何时候,我都能够看到什么?我还能在世界上发现什么?我还能如何利用摄影作为资源来展示我的兴趣,我的能力,我的视觉敏感性,我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公共空间的阅读?我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教育自己。他还说:我尽量做到不要控制。我尽量不要将其锁定,避免在出现熟悉的框架构成或熟悉的特征。我喜欢摄影的发散,断裂,开放式品质,因为这样观众可以进入并体验自己的那一刻。这就是我想分享的东西。

Puerto Rico Day Parade, New York City, 1963

这就对了!你如果带着《民法典》上街,一切乐趣自然荡然无存,“自我教育”又如何能实现?也就是退一万步说,你先拍了,先自由地面对这个美妙的世界放开胸怀去拥抱,然后呢?没有然后——否则你怎么能体验到梅耶罗维茨的感受:因为不是我想拍摄伟大的作品;大作品很少会出现。但是我想做的是足够有趣的事情,如果发生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我至少会在场并且醒着,手里拿着相机,随时准备出击。因此,正是这种运动中的身体和一种心理上的警觉使我感觉还活着。而且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时间如此短暂,让人感觉到了生命力……

 New York City,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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